情人节特刊丨爱这个人与爱智慧本身 ——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看阿伦特对于爱的理解

编者按

今天是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三，也是2021年2月14日情人节。《伦理学术》谨祝各位读者朋友新春愉快，牛年大吉！也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期特别推送王志宏老师的书评：《爱这个人与爱智慧本身 ——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看阿伦特对于爱的理解》，该文以独特的视角再次回顾了阿伦特与海德格尔那充满争议的爱情故事。

如王老师所说，“对于真诚的爱者来说，爱是丰富的，是来成全人的，真正的强者或者说真正懂得爱的本质并以此作为基础去爱的人，一定会在爱中成就自己”。或许，这就是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爱情故事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示之一。

王志宏：云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本文认为，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恋情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各种误解。理查德沃林对他们之间爱情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最有某种代表性。沃林认为，在他们的恋情中，阿伦特是完全被动的一方，海德格尔对于阿伦特始乱终弃，极不道德；由于这种恋情，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完全缺乏批判意识；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某些缺陷是由于她盲目追随海德格尔的思想所造成的。阿伦特和海德格尔通信集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阿伦特从最初爱上海德格尔时起，就对海德格尔的人格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一生都没有否认这一点；阿伦特的政治哲学虽然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绝非只是后者的具体运用，而是具有高度的独创性；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缺点洞若观火。阿伦特理解爱的本性与缺陷，努力用自己的思想与经历证明爱自身的伟大与积极的影响。

本文刊登于《伦理学术8——道德哲学与人类学》第270-282页，公众号推送时略去注释，各位读者朋友，若有引用之需，烦请核对原文。

《伦理学术9——伦理学中的自然精神与自由德性》

2020年秋季号总第009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12月 

《伦理学术8——道德哲学与人类学》

2020年春季号总第008卷

邓安庆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丨2020年6月

《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

[德]马丁·海德格尔、[美]汉娜·阿伦特著

[德]乌尔苏拉·鲁兹编  朱松峰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丨2019年1月

爱这个人与爱智慧本身 

——从《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看阿伦特对于爱的理解

 王志宏/文

▲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独立思考谁都不会否认，在一位思想家的生平与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关联。正如一个时代的现实与对它的后思（Nachdenken）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的关联，但是，由于一个人的生平包含着某种直接性和可直观性，而思想的深刻性要求对它的把握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在现代人的理解中，往往会出现两个可怕的后果：一个是把生平或现实主观化，认为这纯粹是个人的经历或者个体对于自己生命历程的主观感受，另一个是采取决定论的思路，一个人的生平决定了他的思想的本性甚至它的大部分细节。于是，似乎描述一位思想家的生命历程或者撰写他的传记就变成了理解他的思想的必要前提与根本要素。研究甚至关注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本来意味着和这位思想家一起思考自己的时代所面对的困境，但是在很多人那里变成了对于他的生平细节的偷窥与关于它的闲谈。沉沦于日常状态，并且，因政治正确决定了其思考基本方向的愚夫愚妇们一方面喜欢窥探伟大人物的隐私，以此证明他们也不过尔尔，和他们自己一样充满着各种缺点，另一方面，他们最擅长的是对伟人生平的瑜中之瑕进行道德评判。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即道德从来都是道德主体对于自己的内在要求和主观确认，而非衡量他人行为高贵与卑贱、伟大与渺小的最终标准。不幸，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爱情故事自从被披露以来，仍旧一直还主要是在这种意义上受到关注。

爱丁格第一次根据能够利用到的全部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私人通信撰写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只不过，由于作者格调低下，他们之间的故事呈现出俗套的爱情故事的色彩，不过是一个已婚男子勾引无知学生的故事，其中既包含始乱终弃，又包含男性中心。用陈嘉映的话来说，“在爱丁格笔下，18岁的阿伦特一派天真，后来也一直坦荡直率，而海德格尔这个恋人从头至尾既自私又霸道，而且心计过深”。这个故事迎合了热衷于偷窥他人隐私的芸芸众生的黑暗、龌龊的心理，尤其为某些在政治立场方面与海德格尔（某种意义上，也与阿伦特）势不两立者贬低海德格尔的思想提供了进行人身攻击的绝佳素材。

理查德·沃林是反海德格尔的老手，他在进行政治思考和哲学思考时，不是从事情本身出发，而是从冷战思维出发，在他看来，凡是反对美国和民主制度的，凡是和他的思想不在同一个方向的，都是反动的和必将为历史唾弃的。他出版了《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一书，后来又编辑了论文集《海德格尔论争集：一个批判性读本》，目的是“想要引起注释家们去关注海德格尔的思想历史和政治的深刻维度”，还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弟子》一书，在这本书中，沃林别有用心地考察海德格尔的教导对于他的四个著名的犹太弟子的影响，想在这个信奉反犹主义的导师和犹太弟子的思想张力中揭示出海德格尔的思想如何反动与可笑，却直接规定了他们对于现代社会性质的判定，结果是，他的犹太弟子在后来漫长的思考中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状态之中，海德格尔的弟子们“竭力用将海德格尔哲学化的办法来抵抗海德格尔，借此希望挽救能够被拯救的东西，同时所有弟子都千方百计地摆脱他们的导师长期的强有力的影响”。首当其冲者就是沃林略带挖苦的语气称呼的，“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的阿伦特。

沃林在论述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关系——终身相爱的两个人的个人感情之间的关系和两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影响之间的关系——时采取的论证策略，正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生平加思想的模式，确切地说，从生平推论出思想的方式。在讨论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的爱情故事时，沃林没有一丝思想家的风度，而是以市井小民街谈巷议和娱乐新闻记者偷窥、传播隐私的方式，不惜篇幅重复爱丁格的陈词滥调，并添油加醋。在谈到海德格尔和阿伦特相恋的过程时，爱丁格的描述已经让人感觉到某种下作：

汉娜·阿伦特投入海德格尔的怀抱一点都不令人惊讶。由于海德格尔对于学生的强有力的影响，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既不是她的过去——一个早年丧父外出求学的年轻女孩，也不是她的脆弱、她的多愁善感，为海德格尔下定决心赢得她的芳心埋下了伏笔，而是她和许多被同化了的犹太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地位，对自己仍然深表怀疑。通过选择阿伦特来做他的情人，海德格尔替阿伦特实现了数代德国犹太人的梦想，那些犹太人一直可以追溯到像赖尔法恩哈根那样的同化先驱者。

▲ 学生时代的阿伦特

而沃林在一本研究他们思想之关联的书中对此的叙述就其卑劣程度而言不遑多让：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尽管不乏温情，但是其关系似乎已经受到了严重摧残。由于年龄、社会地位和背景的不般配，事情也只能如此了。正是海德格尔搞出了这件香艳的风流韵事。阿伦特，一个多愁善感的18岁妙龄少女，显然对这个深不可测的精神化身，一个年龄几乎是她双倍的男人，心存敬畏之心。

在沃林的笔下，1950年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久别重逢之后，阿伦特不但没有保持情感上的独立性，而且失去了理智上的独立性。她陶醉于他们的复合，在爱情的冲击下蒙昏了头脑，一方面在私人事务上帮助海德格尔，成为他在美国事务的代理人，辛勤张罗他的著作在美国翻译出版的事宜以改变他一家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竭尽全力为海德格尔挽回名誉，洗刷罪行，充当他和不理解他或者批判他的大众之间的调解人，甚至不惜“从海德格尔最激烈的批判者转变为他的最坚定辩护者”。但是，另一面，海德格尔只是利用她对他的爱而已，他拒不接受后者在思想上对他的批判，甚至一旦发现阿伦特已经成为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和自己平起平坐之时，毫不犹豫地中断和她的交往。

不仅如此，作为学者的沃林认为，阿伦特不仅在情感上是海德格尔的附庸，她在思想上也不过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变种，她的思想中所有反动的地方，都是海德格尔思想对她的影响的反映。阿伦特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真正逃脱海德格尔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阿伦特作为一个最没有犹太特性的犹太人，无论是面对纳粹的大屠杀还是面对美国的民主制度，都不能做出真正合理而深刻的解释，不过是步海德格尔之后尘，推崇“远古经验”和“非理性”，而对反民主的伤感情怀念念不忘。

沃林认为，所以，尽管阿伦特在她的学术起点、讨论奥古斯丁的博士论文中已经注意到《存在与时间》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有滑向该书本身试图克服的“物化”的话语的危险。但是，阿伦特对奥古斯丁的解读是从海德格尔的问题出发的，《存在与时间》当中提出了与他人共在的问题，阿伦特的论文的目的只是试图发展出海德格尔所忽视的一个维度，“作为爱人世界来感知的世界”。

沃林把阿伦特看作试图去犹太化的犹太人之一，她厌恶自己的身份，这是她最终投入海德格尔的怀抱的重要原因，而在海德格尔抛弃她之后，她要义无反顾地告别德国哲学，把目光投向她的犹太人身份在二人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阿伦特选定一个犹太女人赖尔法恩哈根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她的传记。沃林认为，“只要稍加浏览，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她同海德格尔的罗曼司，这部法恩哈根研究专著充满的深刻自传气息便是一目了然的”。

▲ 阿伦特的大学期间学生证

阿伦特一生最具争议的著作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所引起的广泛争论常常使人不能平心静气地思考隐藏在其中的深刻思考，而这才是阿伦特的原初目的。阿伦特在该书中特别强调的恶的平庸性是20世纪最有原创性的概念之一。阿伦特认为纳粹的罪恶不是德国人特有的罪恶，而是普遍的政治现代性的通病。

阿伦特试图超越仅仅把大屠杀看作德国历史和德国国民性的后果、德国人的罪行的看法，而是深入现代世界的肌理之中。阿伦特借助了托克维尔的说法，现代社会的民主调节性特征会演变为专制主义，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原子化的个体使得群众的抵制力丧失。屠杀过程是按照现代官僚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罪恶的执行者即普通群众对于自己行为的本质没有真正的认识。但是在沃林看来，“作为有关犹太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反应的分析家，阿伦特的最大败笔也许是，针对现代犹太人历史上最悲惨的时刻，她似乎表现出了铁石心肠和漠不关心”。在这里，沃林再次祭起了阿伦特犹太人身份的大旗，认为是海德格尔造成了阿伦特如此冷漠地思考犹太人命运的方式，阿伦特“自认为同一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传统，那个更优秀而崇高的传统就是德意志精神的传统，她曾经师从海德格尔并且爱上了他，而海德格尔就是德意志精神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些——不寻常的和隐秘的——效忠会以一定方式导致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提出针对犹太人的这些诽谤吗？通过暗示在某些方面犹太人并不比纳粹好到哪里去，这些评论是否意味着阿伦特试图化解这位黑森林魔术师犯下的支持想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法西斯当局的罪行呢？”

阿伦特最重要的著作《人的条件》 就是针对上面所述的那种政治现代性而提出来的解决策略，在现代社会中重建政治。这可以说是阿伦特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正如莱斯诺夫所说，“对于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如果不把它视为她对自己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存在主义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可能对它有所理解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反应”绝不是盲从，恰恰相反，阿伦特在这本书当中深刻地批判了海德格尔对于公共领域的贬低。还是借用莱斯诺夫的话来说，“阿伦特同海德格尔的分歧是，尽管他的思想十分深刻，尽管他反对源自柏拉图的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普遍主义，它却同这个传统一样，错误地蔑视或至少是忽视了人类存在中的政治因素”。但是在沃林那里，事情彻底换了一副面目，他在这本书中读到的东西首先仍然是阿伦特同海德格尔哲学框架之间的意味深长的亲密性。阿伦特明明在批判海德格尔，沃林却认为它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海德格尔；阿伦特借助于亚里士多德重新思考政治的本质以反对现代社会对于政治的经济理解，沃林不能对现代政治有所反思，却只借助于某些批评家的肤浅批评——“这些（新亚里士多德）价值的重新出现和重新制度化将全盘地破坏所有现存的制度”——而把问题的实质放置在一边。

所以，沃林把阿伦特命名为“一名最后的政治存在主义者，她的政治思想追随的是我们不妨称作左翼海德格尔的路线；她把海德格尔赞赏的在右翼革命运动中的革命热情移置到政治左翼的目标上”。所以，如果要为阿伦特的全部思考做一定性的判断的话，那就是，“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向我们提供了海德格尔革命生机论的一个略微左倾的遥相呼应的版本”。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关于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爱情的评论上，在对于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之间的关联的评论上，我们恐怕还没有见过比沃林更肤浅和下作的了。沃林完全忘记了阿伦特是20世纪最深刻地研究过“判断”的政治哲学家，而且几乎把她和O娘[1]完全相提并论了，不过，好在随着《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的出版，我们可以不为这种充满偏见和敌意、狗仔队气十足的评论所迷惑，而直接通过他们俩的“夫子自道”来看他们自己是如何理解他们的爱情的，在爱情中如何展现生命中最高贵和最深刻的东西的。

▲ 阿伦特

我们暂且把海德格尔对于阿伦特的爱放在一边，主要来看看阿伦特如何理解她对于海德格尔的爱，以及这份爱对于她的人格和思想之塑造所起的作用。这种爱不是像绝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样，纯粹是海德格尔的一厢情愿以至于刻意勾引所达成的结果，恰恰相反，在他们的爱情中，阿伦特从来都不只是“情人”（the loved），一个被动地承受爱的人，虽然不可否认在它的开端处，海德格尔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但是在接下来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光中，阿伦特如何珍藏、爱惜、延续并且高扬这一份爱，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仅仅从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到阿伦特自己如何重视她的这份爱：他们最初相爱时，她写给海德格尔的书信几乎完全没有留下，而海德格尔写给她的书信却由于她的珍藏而有幸保存了下来。正如编者后记所言：“这些诗和书信文献对她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她最后把它们保存在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位于她卧室中的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面。如果如下的事情是真的，那么她对她所体验到的东西的重要意义的感受和她不让它沉默的愿望必定曾经非常强烈：她不理会与海德格尔的一个协定，没有把这些私人的文献销毁。”

非常可惜的是，现在仍然保存下来的他们之间最初的书信，几乎全部是海德格尔的书信，阿伦特的信只留下一封几乎难以称得上是信的信，它是一份独白，是爱的宣言，是表达对自己处境或困境的描摹与困惑。但是，也正是这封信表现出了阿伦特的成熟，在感情和思想方面的成熟，这种成熟足以说明在他们的相爱过程中，绝不简单地是某一方面以琴心挑之，另一方面被动地接受，甚至背后还有某种莫名其妙的潜规则在起作用。阿伦特在题为“阴影”的书信中，强调她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她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恰恰奠立在如下的基础之上：她使自己养成了对独特之物的一种真正热情。”阿伦特的个体生命经历使得她养成某种独特的性格，在面对这种违反常规的恋情时，这种性格表现出“阴影”，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从海德格尔的回信中我们也依稀揣测到阿伦特面对这份爱的时候还有别样的情愫：

你写往卡塞尔的信令我感动了数日。“如果你愿意拥有我”——“如果你喜欢”：面对如此娇羞但却如此确定无疑的等待和等候，我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最为沉重的负荷之外，我还带给你什么了吗？这不是你的心灵的不断牺牲吗？而在火车站你有的只是你那娇羞的、平静的“是”。

这样的一种情感在阿伦特告诉海德格尔她已经结婚了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于是，我今天来到你这儿，带着旧日的确信和旧日的请求：不要忘记我，也不要忘记我在何种程度上、何等深切地知晓我们的爱已经成了我的生命的恩赐。

如果说，毋庸讳言，海德格尔和阿伦特最初交往的五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那么，在几近二十年之后，在久别重逢之时，在他们各自经历了许多苦难并且身份和位置差不多完全颠倒过来之时，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的爱情仍旧在延续，就很难这么说了：这个时候，阿伦特是名满天下的学者，而海德格尔却因为和纳粹有着不清不白的牵连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并且被当局逼迫不再继续走上讲台。几天前，她还在给丈夫的信中说对海德格尔兴趣不大，批评海德格尔把真挚和谎言混合在一起，还没有决定是否去探望海德格尔，但是几天之后，她却鬼使神差般地和海德格尔会面了，又去信说，“总体来说，我感到很幸福，总算证实了感情，我始终没有忘怀这段感情，现在看来，我是对的”。在“再见之后”给海德格尔的第一封信之中，她如此表达自己的爱：

▲ 阿伦特、海德格尔

这个晚上和这个早上是一个整全生命的确证。一个根本上从未被预料到的确证。当服务员说出你的名字时（我原本没有料到是你，我也真的没有收到那封信），时间似乎突然间停止了。这时，我闪电般地意识到了我以前本不会对我、不会对你、不会对任何人承认的东西：在弗里德里希把地址给我之后，冲动的强力仁慈地保护了我，使我免于做下唯一真正不可原谅的不忠诚行为，使得我免于丧失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知道（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确没有太多的、过分公开的联系），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那也只是出于自负，即出于纯粹的疯狂的愚蠢。不是出于理由。

在这段话中，阿伦特两次使用了“生命”一词，这绝非偶然。这里的“生命”实际上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为爱所浇灌的肉体生命，一是对于阿伦特这样的人来说不可或缺的思想生命。为了能够延续和海德格尔的联系和情感，阿伦特甚至可以因为她和海德格尔的爱情罪责而专门写信向海德格尔的夫人埃尔弗丽德道歉。

之后不管他们之间出现了多少龃龉和不快，无论是因为外界流传的海德格尔对于阿伦特名声的妒忌，还是因为阿伦特夹在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之间难以两全，阿伦特再也没有彻底中断和海德格尔的联系，尤其是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几乎每年都要去探望海德格尔。她与海德格尔及其夫人通信，她帮助海德格尔卖掉《存在与时间》的手稿以改善后者的经济状况，她推荐美国出版社翻译出版海德格尔的作品并监督译文的质量，她继续同海德格尔进行思想的争执并以此推进自己的思考，所有这一切都饱含着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的深情。

阿伦特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宣传海德格尔的思想，为海德格尔的作品在美国的翻译出版找到合适的译者和出版社。阿伦特曾经细致地审读《存在与时间》的英译本初稿并且给译者提出修改意见。她在一封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说，“几周之前，我带着巨大的欢乐获悉：堪萨斯大学的罗宾逊教授正在准备《存在与时间》的一个英文本。我已经很细致地阅读了他的一个章节，并详细回复了他。就如罗宾逊先生自己所知道的和在他给我的信里所明确强调的那样，现有的译文是不可以付印的。......到处都有人问我关于您的哲学的事情。但是，也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误解特别容易出现，因此，在审阅文本的时候，我曾经而且现在也许都有点过分谨慎”。另一次，他们在通信中谈到关于《什么叫思？》一文的翻译。阿伦特说，“几天前，哈珀寄来了《什么叫思？》的毛样。我已经借着德文本认真地阅读了它的部分内容，而且它给我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译文非常仔细，在词语的选择方面经常令人惊讶地富于想象力和得体。[比如，用thought-thinking（发人深省的）来译bedenklich（令人疑虑的）] 它读起来不费力，而且似乎没有扭曲”。海德格尔在回信中说：“感谢你监督《什么叫思？》的翻译。在弗莱堡，人们谣传它非常糟糕。相反，我确信格林格雷真的理解了事情（Sache）。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恰恰是这个讲座被翻译了，而且年轻的一代人能够容易地获得它了。”

没有对于海德格尔的爱情和对他的思想的珍惜，以阿伦特的声望和忙碌，她毫无必要做这些事情，更不会谨小慎微到这个地步。

▲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从青年到老年

最能够体现阿伦特的爱情的是阿伦特两次提到她的主要著作的题献问题，一次是在《人的条件》出版之后，阿伦特专门去信向海德格尔解释并述说心中的愁绪：“你会看到，这本书没有献词。如果我们之间的事情一直都对头的话——我是说之间，也就是说，既不是你也不是我——我本会询问你是否可以把它题献给你；它直接产生于那些最初的弗莱堡岁月，所以所有的一切在每个方面差不多都应归功于你。”阿伦特晚年雄心勃勃地想要完成《积极生活》的第二卷《心灵生活》，她在一封信中询问海德格尔：“末了，我有一个我也许不能以口头的方式提出来的问题。毕竟如下的事情是可能的：我正在写作的一本书——近似于《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第二卷——依然会达到预定目标。......我不知道它是否会成功，尤其是不知道我何时会完成它，也许永远不会。但是，如果它的确成功了的话——我可以把它题献给你吗？”《人的条件》 是阿伦特最重要的著作，而最终没有完成的《心灵生活》是阿伦特同样重要的著作，阿伦特都想将这两本书题献给海德格尔，这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或者俗气的客套，而是深知她自己的思想和海德格尔哲学之间的渊源，尽管正是在这两部著作中，阿伦特从思想的角度严肃而深刻地批判了海德格尔。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的爱出自她自身，而不可能来自任何外在的因素。无论这种爱是出自一个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女孩，还是一个已经名满天下的思想家，这份爱都出自她的真诚和深刻，而且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思想的深化，这份爱就越真诚而深挚。如果说“阴影”还表达了一个小女孩初次遇见爱神时的慌张、恐惧、惊喜与焦虑，那么，到了成熟时期和老年的阿伦特那里，她清楚地知道这份爱给她带来的沉甸甸的生命的凝重。在撰写《人的条件》期间，阿伦特在给海德格尔的一封长信中说：

你问我在做什么。自从大约三年前以来，我试图达成三件以各种方式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事情。1.从孟德斯鸠出发，对国家形态进行一种分析，目的在于揭示统治概念在什么地方进入政治领域（“在每一个政治共同体中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以及政治空间如何在不同的情形下被建构。2.可能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另一方面从霍布斯出发，对根本异类的行动的一种分析，从思辨生活的角度来看，这些行动通常被混同于行动的生活，即劳动—生产—行动，这时劳动变成了“生产性的”，而行动是在手段—目的的关联中被解释的。（如果没有青年时代在你那里学得的东西，我就不会能够做到这件事，如果我确实可以做的话）3.从洞穴比喻（和你的解释）出发，对哲学与政治的传统关系的一个阐述，实际上是对作为所有政治理论之基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态度的一个阐述（......）。

在这封信中，阿伦特再三致意，申明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东西对于自己思考的重要意义，这一思想的馈赠非常丰盛、硕大。她知道，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她自己已经成为卓越的思想家之时，她仍然时时感受到他的著作和他的指点给她的思考带来的全新境界。在一封信中，她表示感谢：“谢林—书，连同自由、论文一起，我现在已经通读过两遍了。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如差不多50年前我跟着你学习解读的时候一样，谢林思想罕见的和意义深刻的晦暗在这本书中变得明亮起来了并最终变得完全清晰了，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无与伦比的。从来没有人像你那样在解读或者曾经那样解读过”。在1969年圣诞节致海德格尔的信中，阿伦特说，“我也愿意报告：几个月前，我收到了福尔卡德寄来的一封令人心痒的信，信中说你‘当面’（de vive voix）称赞我了，我现在仍然高兴得满面通红”。阿伦特在生命的晚年因为自己的思想受到海德格尔的表扬而激动不已，并且几个月后仍旧高兴得满脸通红，这当然是因为她知道海德格尔的赞扬意味着什么。

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说，阿伦特只是海德格尔的崇拜者。恰恰相反，无论是爱海德格尔这个人还是爱海德格尔的思想，阿伦特都保持着对于这个人的人格和思想的反思和警惕。海德格尔的人格当中有很多缺点，这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尽管西谚有云，“爱是盲目的”，但是爱并没有蒙住阿伦特雪亮的眼睛。她可不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无知少女，几句情话就可以让她晕头转向或者忘乎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阴影”表达了情窦初开、坠入情网的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的爱与人格之怀疑。她在给她的老师雅斯贝斯和她的丈夫布吕歇尔的书信中也多次提及她对于海德格尔人品的评价。这些都足以表明她对海德格尔的人格有着清醒的认识。

▲  “The Human Condtion”（《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中译本书影

在思想上就更是如此。毋庸置疑，阿伦特的思考深深受惠于海德格尔的哲学，但是阿伦特从来都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应声虫或者亦步亦趋者，而是一位有着独特原创性的思想家。如果说沃林可以编造一个阿伦特一生的思想都无法逃脱海德格尔哲学的罗陀斯岛的神话是因为某种愤怒的心情蒙蔽了他的理智之眼的话，那么，只要在与海德格尔的关联之中深入探究阿伦特的著作，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无论阿伦特的思想受海德格尔影响多么深，它从起点上就包含着对于自己老师的批判，她的最核心著作《人的条件》一方面固然可以看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的现代性的批判，但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的争执。阿伦特非但不是沃林笔下的最后的政治存在主义者，在她看来，存在主义哲学有着根本的缺陷，尤其是海德格尔，延续柏拉图的思考，抬高思辨、贬低政治，使得他们无法理解20世纪惨绝人寰的惨剧之所以发生的真正原因，也无法找到走出困境的道路，而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像她自己那样重新理解和发现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80岁了》这篇文章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在爱情上最深挚的告白和在思想上最严厉的批判，是对于海德格尔思想最高的评价与最严肃的反省。这篇文章一开始的献词指向他们最初的相识与相爱：“献给你/为了1969年9月26日/45年之后/依旧。”所谓的45年前也就是他们最初相爱的日子。在这篇文章中，阿伦特评价了海德格尔的最高成就，即解构形而上学和开启思的道路，但是也批评了海德格尔从政治中退隐而进入思想的洞穴之中，这一退却最终导致了海德格尔面对纳粹时的毫无抵抗之力。阿伦特甚至认为，这不是海德格尔这个思想家的问题，而是所有的哲学无法逃避的陷阱。她坚定地指出，“想敬重思想家的我们，即使我们的居住地位于世界之中，也不禁发现如下的事实惹人注目，而且也许令人不快：当卷入人类事物的时候，柏拉图和海德格尔一样，都乞灵于君主和领袖。这不应该只是被归因于他们各自的时代境况，甚至更不应该被归因于一种预先形成的性格，而是毋宁被归因于法国人所谓的‘职业畸变’。因为，从理论上来说，专制的倾向几乎在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那里都能够得到证实（康德是一个例外）”。

我们今天回顾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爱情故事，不是为了赞美这一段有违道德的婚外情，亦无意于粉饰他们之间的情事，对于他们之间出现的各种糟糕的状况视而不见，更不是为阿伦特辩诬。阿伦特不需要别人为她辩诬，她的思想成就自身就是这份伟大爱情的最终证明，阿伦特并非看不见海德格尔人格中的不足，体会不到海德格尔在某些事务中体现出来的卑劣的一面，她在爱中受到过背叛，感受到过屈辱，但是她始终知道，这只是体现了一个伟大人物的糟糕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她没有因为遭到背叛和感到屈辱而自暴自弃，她没有把自己打扮成“受侮辱的和受损害的”，她也没有因为对方的平庸之恶而对对方恨之入骨，并找尽一切机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相反，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成就对方，并在这过程中成就自己。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爱情故事体现出来的东西，既有伟大人物的平凡的一面，同时更有人类平凡的一面当中伟大的一面，阿伦特在1928年4月22日给海德格尔的信中说，“你指引给我的道路比我所想的更加漫长与艰难。它需要一次整全的、漫长的生命”。阿伦特一生的道路确实都在这种指引之中，她在海德格尔的指引下获得生命的方向，从他那里得到思考和生命的动力，并且在与他的思想进行争执之中成为自己，成为20世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女性和人。毋庸置疑，没有海德格尔，阿伦特的生命与思想绝不会呈现出它所是的样子，走向它的完成，即使到了晚年，她仍旧走在那条漫长的道路上，而海德格尔的爱也依旧一直陪伴着。

我们希望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成为一种启示，所有的爱都不是童话中王子与公主般的玫瑰梦幻的故事，而是多多少少带有某种令人遗憾的残缺，我们不要用完美的爱情去评价别人，也不要以此期待我们自己的爱的历程和结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对于真诚的爱者来说，爱是丰富的，是来成全人的，真正的强者或者说真正懂得爱的本质并以此作为基础去爱的人，一定会在爱中成就自己。评价一份爱，正如评价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伟大的人物那样，我们都应该从爱的最深刻、最高尚的方面出发，而非从它最肤浅、最糟糕的方面出发，去探寻她或他所展现的人性的丰富、高贵与深刻。

在海德格尔80寿辰时，阿伦特除了宣读那篇著名的祝寿文章《海德格尔80岁了》，同时还给海德格尔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一开始引用了一段荷尔德林的诗，它毫无疑问展示了阿伦特对对于海德格尔的爱的理解：

如果湍流的时间

太过强有力地攫住我的头，而且急迫和错乱

在终有一死者中震动我终有一死的生命，

那就让我纪念你的深处的静默！

注释：

[1]波莉娜·雷阿日（Pauline Réa）的《O娘的故事》是现代虐恋文学的经典之作。O娘是该小说的主人公，女性受虐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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